听我提及“媒人”这个词时，有些朋友会面露微笑，有些朋友会面露难色。如果你去到19世纪中期的美国，对他们说到你反对奴隶制，也会引来类似的反映。当然奴隶制和媒人有许多不同之处，比如前者能够引发南北战争，而后者只能引发一个家庭内部的口角。前者包含了两种性别，而后者大多数是由女性担任。这个世界的大多数男人都有着这么一种怪异的爱好：如果一种事业只由男人担纲，欧洲的女权主义者一定会大张旗鼓，要求男女平等；但如果一群女孩在一起干一种勾当，男人们会敬而远之：比如购物、敷面膜、吃巧克力、做媒人和试唇膏。

倘若世界上没有婚姻这回事，男男女女们便只得彼此凝望，发觉对方挂着树叶兽皮的身体令自己一见钟情，便互相拉着手爬上树或者钻进溪去亲吻——自然也就没有媒人什么事了。幸而人们觉得有必要采取婚姻这种制度，于是媒人随机而来；一如有了花园之后，世上才有了园艺师。在婚姻最为神秘与矜持的时代里，媒人的地位格外重要，就像童话中穿梭于各个城堡、脚爪上缠着信笺的鸽子。他们——说是她们更确切一些——的言辞花团锦簇，让彼此无缘见面的男女及他们的父母眼花缭乱，糊里糊涂的感觉儿女正在踏向天堂的路上，两廊布满没有阴影的鲜花，只等着自己点头赞许，于是不由得父母们握住媒人的手，眼睛像春日河水一样波光粼粼：“那就都拜托您啦！”

我接触过许多貌似媒人的女士，基本都比我年长，大多数都可以做我的外婆。她们并不都很空闲，至少不像传说中的角色们——比如红娘，比如王婆——那样，以撮合一对男女为终生不渝的事业。在街坊邻舍之间，她们像棵老树一样巍巍坐着，打牌、吃瓜子、聊天、谈论电视剧里有良心没良心的男女主角，风度俨然。当你提醒到她们媒人的身份时，有人会流露微笑，暗示出她已经有撮合过无数男女、赏吃过无数喜酒、如今早已退隐江湖式的矜持；有人会一跃而起，兴趣盎然、反客为主的拉着你的手，开始谈论她先知先觉、已为你准备好的一堆选择；还有一种会表现出一种平静坦然，仿佛你在和她谈论的不是婚嫁的事，而是在向领导汇报工作，她和你的对答一如菜市场简洁的讨价还价一样寻常。大多数的媒人都会轻易让你感觉到，和她们讲话时你得放松心情——因为相比她们，你总是显得过于羞涩。

去年秋天回到家乡时，我听见了许多抱怨。在布满超市、电子游戏店、手机维修站和面包房的某小区，许多身兼资深媒人身份的阿姨们集体迷路。黄昏时天色沉沉暗落，她们在牌桌上交换着彼此的经历，纷纷摇头叹息。她们说到了一个男孩儿结婚了，“自己在学校找的”。又一个女孩儿结婚了，“和一个办公室的”。居然还有一个人“在外地找了个，见面一个月就结婚啦！”她们一边嗑瓜子一边感叹人心不古，英雄无用武之地。《乱世佳人》里说道，亚特兰大被围困至急的时候，女孩儿们惊慌失措，来不及让男人们尝尝跪地守望的滋味，手忙脚乱抓个人赶紧嫁了了事。老太太们以为道德沦丧，媒人们大概也是这类感觉。虽然如此，初春四处拜亲访友时，我还是可以看到她们会在某一家的沙发上，和另一些同龄的父母窃窃私语。北京的一个朋友告诉我：在北方——或者在中国的任何地方，保媒牵线永远是积德的事情，千万年不变。

做媒的女士们虽然见多识广，但每个人都是保守主义者。除了王婆撮合西门庆、潘金莲这种“六国贩骆驼”的无原则婆娘，大多数媒人女士都是道德至上、礼仪优先的典范。只不过在实际操作时，总难免让人觉得她们是神秘莫测的巫婆。马拉默德的小说《魔桶》里，一个犹太媒人家藏一个魔桶，装满了各类女孩的资料，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。中国的媒人女士并不那么懂巫术妖法，对电脑数据库也敬而远之，但她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惊人的大脑，里面装着应有尽有的一切。你在她对面的沙发落座，随口提一句你想要的法子，她们会直着眼看一会儿窗外的芭蕉，随即回过神来，流畅的背出一段女孩儿的介绍，就像一个巫婆背出了一串咒语。然后她们便会双目闪光，仿佛年轻了十岁一样——那时虽然你还没有表示同意，但她显然已经把你作为她所撮合的、下一个爱情故事的男主角。